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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種方式是戴面具，讓人家打不到自己的臉。
Photo Credit: 中央社 曾與柯文哲十分友好的鍾小平（左），右後為徐立信。事實上，九合一選後許多吳沛憶的看板也久掛未拆，感覺仍在備戰狀態。
對於住在這個選區的筆者來說，過去每場選舉都覺得無聊之至，大部分參選人也都有些投不下去，但在林昶佐王世堅黃珊珊的來來去去之間，中正萬華的權力競逐竟罕見的有趣起來，甚至可以反映出藍綠白之間的合縱關係，也令人期待起選票最後的長相。因此林昶佐最好的情況，或許是類似陳柏惟的模式，與電視台或較小的勢力合作，繼續政治性曝光，但短中期內極可能就此消失在主流政壇。藍白合雖已幾乎不是不能說的秘密，但在國民黨在藍票倉參選爆炸下，很難想像有誰會願意「禮讓」一個沒有地方根基的黃珊珊，而黃珊珊若逕自投入參選，肯定會與藍營大大分票，使民進黨候選人漁翁得利。雖然因為總投票率未達門檻因能留任，但這也代表在民進黨包括蔡英文從上到下精銳盡出相挺，以「讓不同意佔多數」為號召後，林昶佐也只能說服不到19%的中正萬華人願意出面相挺。首先——由近年最大的藍綠民調「四大公投」來看——以軍公教為主的中正區投出四個同意，通常被認為偏綠的萬華區也有三個同意。
綜上來看，中正萬華就是一個又藍，又非藍即綠的地方，議員責任選區也很明顯，組織票效果也因而顯著。不過這樣的寧靜，經不久前王世堅一句「黃珊珊選我就不選了」再引波瀾。行為主義的崛起對它沒太大助益，因為創造力屬於一種心智活動。
結果，創意表現在藝術、科學與發明，以及政治與社會等層面都蓬勃發展。有史以來，我們對有創造力的人看法有褒有貶，不同年代觀點也不盡相同，某些人、行業或行動又會被視為相對比較有創造性。在這個時期，頌揚理性與培養解決問題的技術、好奇心及實證研究，齊頭並進。如此一來，創造出的成果還要加以詮釋，讓大家感到熟悉，或者覺得「正常」才行。
很大原因在於該時代比較偏愛傳統與一致性，而不是創新，特別是在宗教領域。這個世紀因世界大戰及其後的冷戰，社會發生劇烈轉變，該時代的科學家、領導者與軍事人才，被珍視為勝利與群體安全的守護者。
現在幾乎已經無法想像不使用科技或脫離各種（線上或線下的）社群，該怎麼進行創造？創造者與他們的受眾，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親近。然而，如果想要從這多面向的歷史當中找到線索，我們可以思索一下，人們認為創造力的源頭是什麼，以及創造力是在何處「發生」。與他人協同工作，包含跨境合作，隨時都能進行。與中世紀工匠不同的是，文藝復興的創造者會自豪地自命為創作者並因而受惠。
天才魅力，從文藝復興開始被視為一種個人優勢，直到今天都還是如此。藝術的成就獲得肯定，而且創造力與藝術表達之間恆久的關係，也就在這個時期落地生根。在上個世紀初期，創造力的理論，由精神分析與實用主義等早期學派所主導。首先，這是依循西方世界的發展，忽略了其他文化場域也有他們的創造者事蹟及創舉，與西方世界平行存在，也吸引著西方人的興趣。
而某些古典時代亮眼的創造成果，也散見於哲學、領導、策略與藝術（如戲劇或雕塑）等領域。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，認知革命（cognitive revolution）把創造力放在研究的圖譜中，並為它注入了多樣的主題（主要是認知性質的），像是構思、擴散性思考、頓悟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等。
瑪麗．雪萊的小說《科學怪人》便充分捕捉了浪漫主義對創作天才的看法，也就是天才總是反被自己創造的東西折磨。歷史年代都是連貫無法分割的，而且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，這些概念總是跟人們如何看待生命、自然、社會、神祇及自我，全部交織在一起。
再者，這些是從特定時期與趨勢中選取出來的史實。二十一世紀 電腦與網路、社群媒體與創意十足的迷因文化之普及，智能科技的誕生，交通運輸的進展，互聯世界的形成，在在都由創造性的行動所打造，反過來也形塑出創造力的實踐與科學。古典時代 普羅米修斯的故事，說明了運用個人創造力，打破自然與神性法則的恐懼突厥退兵後，鐵騎還時常在大唐邊境滋擾劫掠，弄得百姓們敢怒不敢言。從後面歷史進程來看，李世民一開始是信任他的。當見到李世民帶領的軍隊士氣旺盛，頡利不禁大懼，率突厥全體騎兵返回。
在西漢、東漢、西晉等時期，高昌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領地。高昌國的大臣們擔心這些行為得罪唐朝，紛紛勸阻，但麴文泰不聽。
收高昌，置安西都護府高昌地處天山南麓，臨近西域東部，居民以漢人為主，在歷史上與中原王朝關係較為密切。貞觀三年（六二九），唐滅東突厥，生擒頡利，送於京師。
安史之亂後，朝廷為了平息內亂向回紇借兵，希望藉此平定叛軍，而回紇的介入，導致唐朝在東亞的地位受到了衝擊。武德五年，頡利可汗親自帶領數萬騎兵，與劉黑闥聯合包圍新城，唐將李大恩戰死，士兵陣亡數千。
認為宋朝羸弱的原因是，宋朝老被欺負，割地、賠款是家常便飯。武德八年，「頡利領十餘萬騎，大掠朔州，又襲將軍張瑾於太原，瑾全軍沒，脫身奔於李靖」。安史之亂前，唐人喜歡看到外族人進入長安，拜見皇帝，順帶住上一段時間，感受唐朝的繁華。就這樣，頡利可汗成為長安第一任異族舞王。
有的趁火打劫，有的「狼子野心」。此行中，麴文泰的妻子宇文氏向李世民申請回歸宗籍，李世民賜宇文氏李姓，封她為常樂公主。
隋煬帝把兩個宗室女子嫁給了伯雅和其子文泰。內憂外患之際，與鄰國結盟、增強自身地位，在外交上解決了一時之痛，但無異於飲鴆止渴。
李世民說自己「志滅匈奴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」，即源於渭水之盟的恥辱。最終高句麗被滅，標誌著唐朝在東北亞地區一國獨尊的地位正式確立，維護了大一統王朝的宗藩制度。
西邊有突厥，東邊是高句麗、新羅、百濟，均與唐朝關係複雜，時好時壞。對長期在戰場上鬥爭、在官場上玩心眼的李世民來說，頡利不算精明。唐初，契丹、奚奉突厥為主與唐朝為敵，支持河北割據勢力頭目多次騷擾邊境。自此，原東突厥部分領地成為唐朝領土。
從李世民的所作所為和史料記載可以推測出，在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政策中，李世民始終堅持「實用策略」以應對當時的變化和惡劣的外部局勢。兩年後，麴文泰突然改變了態度，安排人在路上攔截、阻止西域小國給唐朝進貢，還出兵攻打唐朝的附國焉耆（西域國名，現在新疆境內）。
基於這些史料，「強唐弱宋」的說法並非以經濟實力作為衡量標準，而是以當時的國際地位而論。所謂好死不如賴活著，與高昌王麴文泰相比，他無疑是幸福多了。
但凡西域有什麼動靜，麴文泰第一時間秘密向李世民彙報，以此行徑表示自己忠於唐朝，絕對不會做出對唐朝不利的事。事實證明，麴文泰高估了自己的實力，也低估了李世民的決心。